巴厘島努沙杜爾2009年8月13日電 /美通社亞洲/ -- 亞太地區超過90%的男男性行為者 (MSM) 無法獲得艾滋病干預和關懷服務。如果不能盡快加強和擴大這些干預，不久的將來，艾滋病將在這一易感人群中迅速飚升。此外，本地區各國的法律框架也需要進行相應的重大調整以允許衛生和社區機構深入男男性行為群體開展服務。否則， 艾滋病將從男男性行為群體向其他大眾群體蔓延，造成可怕的后果。    上述警訊發自于一個開創性的高級別研討會 -- “超越阻礙在亞太地區男男性行為者及變性者中開展全面預防的法律障礙”，該研討會是在8月11日的第九屆亞太地區艾滋病大會期間舉行，由聯合國開發計劃署 (UNDP) 和亞太地區男性性健康聯盟 (APCOM) 共同主辦。
 
    研討會提出，只有在有利的法律環境中，在男男性行為和變性人群中開展的預防措施才會全面、有效。通過法律支持，這個群體才能真正得到各種干預信息和服務、適當的治療、關懷和支持，這也會幫助他們豎立信心并主動尋求必要的信息和服務等措施。
 
    “為了達到艾滋病預防、治療和支持的全面可及并實現千年發展目標，我們必須使法律環境變得更為有利（于艾滋病防治）并推動在男男性行為和變性人群中的以人權為基礎的艾滋病政策和項目”，會議主講人之一 Jeffrey O’Malley，UNDP 全球艾滋病工作組主任這樣說，“我們將加快在那些能有效解決針對男男性行為和變性人群污名和歧視的法律和社會項目上的投入。”
 
    由于近年來在男男性行為人群中艾滋病流行病學數據的增多，人們對亞太地區男男性行為和變性人群中艾滋病流行的程度及狀況有了更好的理解。然而，依然缺乏有效解決男男性行為者和變性者艾滋病干預、治療、關懷和支持需求的干預措施，這是很危險的狀況。一項2006年開展的調查顯示，15個亞太地區國家中大約只有少于8%的男男性行為和變性群體得到了艾滋病干預措施的覆蓋，遠低于流行病學模型中足以扭轉艾滋病流行的80%覆蓋率目標。
 
    澳大利亞的 Michael Kirby 先生指出，“預防策略需要大膽和有效的法律及政策來觸及易感社區和處于危險中的個人，對與男男性行為有關的法律進行改革必須盡快實施以減少男男性行為社區和個人所感受的孤立、污名和易感性。這有助于增強他們作為公民的自尊和尊嚴并保護他們包括接受安全性行為信息在內的法律權益。”
 
    目前亞太地區有22個國家仍然將男男性行為作為犯罪，這些法律往往是以私刑的方式執行，導致濫刑和侵犯人權。即使在那些不將男男性行為作為犯罪的國家，也存在其他形式的侵害男男性行為者和變性者人權的法律濫用狀況，并通常伴有隨意和不適當的強制措施，因此造成對艾滋病干預、倡導、外展以及服務提供的障礙。這些結構性障礙顯然增加了男男性行為群體和變性群體的艾滋病易感性，并且對他們的健康和社會群體造成了巨大的不良影響。
 
    在受影響社區、法律專業人士、人權機構、議員以及政策制定者之間建立戰略伙伴關系和聯盟十分重要。最近德里最高法院關于印度刑法中不公平的歧視 MSM 及其他知情成年人性行為的377條款進行了裁決，這一的里程碑式的裁決充分顯示了伙伴關系和聯盟的重要性。
 
    “德里裁決是一個這種路徑的光明案例，對這些不同的部門的有效倡導是該個案成功的關鍵，”Shivananda Khan，APCOM 主席說，“其他的關鍵裁決還包括2007年尼泊爾最高法院確認性少數人群權利的裁決以及2009年6月巴基斯坦最高法院關于 hijras（變性者）是法律意義上的少數社會群體的裁決?！?BR> 
    考慮到當前全球經濟危機和抗病毒治療的高昂費用，推動有效的全面艾滋病預防更加迫切。只有一種全面的、以權利為基礎的，并得到法律環境支持的策略才可能減少每年感染艾滋病的人數。這意味著， 政府和其他關鍵相關機構應該共同盡快推動上述的有效策略，并實施法律及社會框架項目以減少長期以來對男男性行為群體和變性群體的歧視和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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