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復博物館家具館

從新中國建立的頭10年起，各地都陸續建立了省級博物館，單是北京的十大建筑中，就有七座都屬于博物館性質的，而全國各地的博物館建筑也很多，可以說，中國人是有博物館情節的，我們是一個文化很厚重的國家，但是似乎私人擁有博物館，那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馬未都先生也是深有感觸：“說起來呢，中國第一個博物館也是私人辦起來的，清末南通人張謇，就開辦了南通博物院，他之后20年，故宮博物院才辦起來，到今年為止，中國私人博物館的歷史已經走過了105年的歲月，觀復也只是在最后的時候才加入其中。從1949年建國以來，博物館是一個國家化的體制，也就是說私人不能擁有。觀復博物館作為第一家擁有法人資格的博物館，這是極為幸運的事情，也是歷史的一個機遇——我想的比較早，也是遇到了改革開放的機會，92年申請的時候，中國還沒有拍賣公司，而申請下來后，96年的中國，也只剛剛有拍賣公司，人們對文物還不是那么在意。我是個很幸運的人，1996年我41歲了，我清楚地知道比我年長10歲，或者比我年輕10歲的人都做不了這個事，比我年長10歲的人不敢想這事，比我年輕10歲的人沒這個機會，所以批下博物館時，我的初步收藏已經基本成型了。那事還真是興趣十足，但發展進行下去，年深日久、經驗積累，興趣更多被轉化成了一種責任。其實也很好理解，過去有些文物，還是可以在人堆里展示和炫耀的，但如今文物已經不需要被炫耀了，它的曝光度已經足夠，成天都有各種文物拍出天價，公眾對文物的價格或許已經心中有數，不像過去，文物丟在大街上也沒人要——過去是寶貝當破爛賣，現在是破爛當寶貝賣，能夠知道文物值錢了，大體上也是提高了文物意識。當然，老百姓對于文物的內涵的了解，其實還是不多。所以博物館可以做到更廣更深的普及文物內涵，這是一種實實在在的責任，它能讓我時刻想著如何能夠將事情做的更好，而不僅僅只是靠興趣做事。博物館往前推進的時候，我覺得它有個問題，就是永續生存。”

觀復博物館陶瓷館

在中國的古老收藏意識中，“秘而不宣”、“秘不示人”是很特殊的表現，擁有了好東西，大家總是藏著掖著，不肯輕易示人，最多也就是和三五密友欣賞一下而已。馬未都先生對這一意識很不以為然：“藏著掖著，這是一種很落后的想法，在收藏上，我主張不藏私，倡共享，西方人在這一點上做的很好，有好東西大家一起分享，法國的盧浮宮是允許畫家學生們帶上繪畫工具去臨摹的，這是先進的意識。”也許正因為想及如此吧，馬未都先生做出了一個決定，觀復博物館已經改成了理事會制，并且當觀復博物館新館建成之日，他將會把名下所有文物捐獻出來，并希望博物館成為社會“公物”，自己則“盡快下車”，對于馬未都先生來說，做好博物館是一個責任，而交博物館與社會，則是一個交代，是對社會的一個回饋：“中國人重行動，不看言論，我馬未都說多少，也不如我日后簽了文件后，博物館交給社會這個既成事實，大家會說，嗯，馬未都真不錯——其實這個對我來說，真不是很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我在《百家講壇》普及文物知識，那么枯燥的事情，講的大家都愛看愛聽能接受，這遠遠要比捐博物館這個事更為重要。”

觀復博物館門窗館

對于觀復博物館的發展，馬未都先生有其具體的考慮：“我常說的，人在青年到中年的階段，一定趨利，而中年到老年階段，一定趨名，老年以后，名利都不重要，只要內心安定，所以我現在沒必要說任何口號，只需要做我該做的事情。我把博物館今年改成理事會制，博物館原來是我個人的，現在已經是所有理事們擁有的博物館，因為個人的東西有一個危險，它會因我個人的變故而變故，你比如我一個人突然不行了，那這博物館也不行了，那么人多就不怕，我不行了還有別人能頂上，所以我覺得西方的很多博物館，它制度優越，所以使它博物館能夠有效地生存。我也希望博物館能夠有效地完整地留給社會，就是我們百年以后，還有一個名字吧。就算是虛榮，也還有一個名字留在博物館那兒，后來人也許會說起，這個博物館是一個叫馬未都的人在200年前開辦的，這是一件多有意思的事情呢？所以這樣有意思的事情，我們需要更多的人來參與，所以在新博物館的建設上，我有一個新構想，做一個贊助人的雕像群——觀復博物館是有基金的，也需要很多的贊助人，只要到了一定的數額，我會征求他的同意，給他做一尊塑像，姿勢任意，或坐或站，誰來了都可以合影。我是第一號，觀復博物館一號捐助人馬未都，坐在椅子上，周圍是竹林——我仿佛可以看到一些未來身后的事情。當有100個捐助人的雕像時，這本身就是一個現代藝術，這就是我所說的，‘與文化共同遠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