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爾特·朗格（Walter Lange）將行動視為人生的意義。在65歲左右時，不同其他人般選擇退休，他反而投身創立公司。瓦爾特·朗格自1948年家族資產被充公后便離開了故鄉格拉蘇蒂鎮。1990年12月7日，他回到故鄉并成立朗格鐘表有限公司，為前人留下的基業重注生機。145年前的當日，恰好是他曾祖父費爾迪南多·阿道夫·朗格（Ferdinand A. Lange）成立表廠，從而奠下薩克森高級制表根基的日子。

柏林墻的倒下與德國統一，為瓦爾特·朗格帶來歷史契機：他終于能夠實現于薩克森再次打造世界最佳腕表的夢想。他立即把握良機。這位充滿理想的樂觀主義者希望將制表工作帶回格拉蘇蒂鎮，為家鄉人民的未來帶來新希望。

1994年10月24日，由瓦爾特·朗格與業務伙伴君特·布呂萊恩（Günter Blümlein）帶領的團隊，經過四年辛勤的建造及研發工作，終于打造出令人難忘的新時代首個朗格系列。這四款腕表絕對是融合頂尖技術結晶與極臻完美工藝的經典時計，成果遠超眾人期望，重鑄制表傳奇。朗格這個卓越品牌的重生，令鐘表世界的結構發生重要變化：高級制表藝術除了瑞士之外，找到了第二故鄉。

當瓦爾特·朗格在臨近90歲誕辰時回顧過往，他的畢生事業足以令他倍感自豪。朗格腕表接連取得成功，已在60多個國家建立起國際頂級品牌的地位。公司已由一開始的小型團隊發展至700多名員工的大企業。逾20年間，第一批發布的四款時計也已成長為五大腕表系列，并涵蓋70多個腕表型號。然而令他最為滿足的是，在故鄉格拉蘇蒂小鎮，有超過1,300名居民能夠以制表業謀生，而且人數仍在增加。

雖然瓦爾特·朗格不再親躬于公司的日常事務，但他仍以專業顧問及被他自稱為“歷史橋梁”的身份關心著“他的表廠”。每逢表展或重要活動期間，他總會以品牌代表身份亮相，備受尊敬。

瓦爾特·朗格為人謙虛，但事實上朗格品牌得以重生，有賴他堅毅無比的勇氣。憑借他前瞻性的努力與所創立的公司，格拉蘇蒂小鎮再次成為德國的制表中心。為表彰瓦爾特·朗格的貢獻，他于1995年獲頒格拉蘇蒂榮譽市民獎（Freedom of the City of Glashütte），并于1998年獲頒薩克森自由州功績勛章（Order of Merit of the Free State of Saxony）。去年，瑞士高級鐘表基金會（FHH）頒發“Hommage à la Passion”榮譽大獎予瓦爾特·朗格，贊揚他是“令朗格美麗重生的人物”。能夠在瑞士洛桑獲得贊揚他畢生貢獻的獎項，瓦爾特·朗格尤其感到欣慰，他眼泛淚光地說：“沒想到是瑞士給我頒了這個獎！”

1947年，青年制表師瓦爾特·朗格

瓦爾特·朗格90歲誕辰特別訪問

生平

2014年7月29日就是您90歲生日，是回顧過去的好時機。您馬上能想到的人生中最美好的時刻是何時？

聽起來有點平凡，但我必須實話實說，那是我的童年。我當時無憂無慮，沒有大人們的顧慮，我在溫馨的家庭長大，每天總有不同的小冒險。當我回顧過去，童年總是最美好的回憶。

您出生于制表世家，何時首次接觸時計呢？

現在兒童玩的是遙控車或電腦，而我小時候則有一個腕表工具箱。我記不起當時有多大，但我已能用不同零件組裝腕表。童年時，我大多在表廠度過，因此鐘表一開始就對我有很大的影響。

然后您受訓成為制表師嗎？

是的，我16歲時遵循家族傳統正式走上制表師之路。當時，家鄉格拉蘇蒂鎮只提供深造課程，所以我得先前往奧地利的卡爾斯坦（Karlstein）接受基礎訓練。一年半后，我被征召入伍，被迫中斷學業。戰后，我在格拉蘇蒂鎮的制表學校師從阿爾弗雷德·海威格（Alfred Helwig）繼續學習制表。

何時是您人生中最艱難的時候？

那是二戰時的數小時，當時我腿部受到槍傷，我躺在戰場上完全不敢移動雙腿，直至夜幕降臨，我才鼓起勇氣爬出危險區。二戰及其相關回憶至今仍是我的夢魘。

戰爭最后一日，您目睹了表廠遭到轟炸。

是的，這是可怕的事。我經由波羅的海（Baltic Sea）歸家，停留于格拉蘇蒂鎮附近的戰地醫院治理腿傷。情況尚算樂觀，甚至稱得上是幸運。我父親為我取得休假紙，讓我能夠于1945年5月7日至15日期間暫離軍旅，與家人團聚，那讓我非常高興。不幸的是，5月8日早上響起轟炸警報，我們主要的生產重地就在那次轟炸中被毀。

格拉蘇蒂鎮的制表公司在戰后均被充公，您當時如何度過？

當時我父親魯道夫（Rudolf）與他的兄弟奧拓（Otto）和格哈德（Gerhard）三人共同經營表廠。戰爭結束后，我們當然盡力繼續工作，并嘗試重建生產設施。我和父親及奧拓叔叔深入討論公司的未來，并開始為腕表研發28型機芯，但就在機芯投入量產前，公司在1948年4月被充公。父親和他的兄弟從此無法再踏足表廠，我被要求加入工會，但我斷然拒絕。后來我在1948年11月的某個夜晚，逃離家鄉，避免被迫前往開采鈾礦。

朗格于1948年被充公后，公司成為國營企業并于1951年與其它制表公司合并，朗格品牌從此消失。您當時身在遠方的普福爾茨海姆（Pforzheim），對于這樣的情況有何感受？

我非常擔心，主要是不放心我父親，他因被充公一事大受打擊。他后來到普福爾茨海姆與我們一同生活，但始終無法接受表廠及家園被毀的事實，不到一年便與世長辭。我們全部都認為家族事業從此失去，因此非常傷心。

您憑著勇氣在1990年12月7日于格拉蘇蒂鎮重振公司，過程困難嗎？

決定充滿風險，但也是我唯一的機會。柏林墻倒下之時，我已退休了，但我就是無法白白錯失重振祖業的良機。1990年12月7日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日子之一，我借用小學同學在格拉蘇蒂鎮的地址，為品牌重新注冊，一切從頭開始。

后來情況如何？

在開始的數周以至數月，我們必須克服眾多困難。我至今仍清楚記得一件事。在1990/1991年，我們與Treuhand信托機構協商歸還朗格家族被充公的土地。在復活節前的星期三，我與Treuhand的主席德勒夫·卡爾斯坦·羅威德爾（Detlev Karsten Rohwedder）會面，會談結束后，我覺得我找對人了。但是5天后，在星期一復活節的晚上，羅威德爾在家中被槍殺。我大為震驚，其后與Treuhand有關歸還財產的談判終告失敗。直至2000年，我們才能在格拉蘇蒂鎮重新購回。

誰是您最重要的知心好友？

我的搭檔君特·布呂萊恩（Günter Blümlein）。在他的幫助下，重振朗格方能成事。布呂萊恩言行一致、極富遠見、深思熟慮，同時善于籌謀劃策、精于市場推廣，對腕表設計亦別有見地。

您們有多要好？

德國統一后，君特·布呂萊恩和我共處了很長一段時間。我們經常在格拉蘇蒂鎮附近的Ladenmühle酒店內，喝著紅酒促膝而坐。他總是讓我訴說往事，以及祖業的懷表廠。回憶起這些美好的晚上總是令人心情愉悅。后來，我們后悔沒用錄音機錄下對話。1994年10月我們發布朗格重建后的第一批腕表前數日尤其令人激動。當時，布呂萊恩與我共享一間辦公室，我們一同坐在打字機前，討論首場記者招待會上的講辭。可惜布呂萊恩英年早逝，實在令人痛心。

可以總結重振品牌后的愿景嗎？

從一開始，我們就希望能夠研發出造型典雅流暢亦富有當代氣息的腕表。

當您與15名員工重新開始時，可曾想到朗格能夠再次成為全球性公司？

我們當然希望能做得到。畢竟，我的先輩們曾憑借他們的懷表贏得全球贊譽。世界各地朗格古董時計的擁有者至今依然與我們保持聯系。我們最初只是想在德國及歐洲部分地區銷售新腕表，但是來自海外的問詢隨即紛涌而至。我很高興朗格在國際舞臺上重振聲名。

何時是您職業生涯中的重要時刻？

我難以確切指出。1994年10月24日我們的第一場發布會正是其中之一。另一時刻當數2013年我們在日內瓦表展上首次展出限量六枚的GRAND COMPLICATION。當時我再次感受到朗格所奉行的一切均正確無誤。我為我們的傳統、公司及所有員工感到自豪。

何事最令您感到欣喜？

如此蹣跚的起步，竟能取得今天的成就，最為令我感到欣喜。朗格并不是格拉蘇蒂鎮唯一的表廠，小鎮已再次成為德國制表中心，超過1,300人在此找到工作，令這個地區繁榮興盛。當然，我非常滿意朗格在這個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就如我曾祖父尚在的那個年代，朗格就是這里的推動力。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有同感。

古語有云：失敗乃成功之母。哪一次最令您感到失敗的痛苦？

對我而言，1948年家族遭到充公最令我感到痛苦。但是看到國有化表廠逐漸衰落更讓我心痛不已。

首個朗格學徒至今仍在朗格工作，您們關系親近嗎？

1997年，我們開始培訓兩位制表師，其中一位仍在公司工作。他現在隸屬于產品研發團隊，負責設計新機芯。這是位非常矜持的年輕人，我想在他心中我僅僅就是“朗格先生”，正如我之于其他所有人那樣。

您喜歡格拉蘇蒂鎮居民的甚么特質？

我喜歡小鎮上人們的沉穩冷靜，城里人可能覺得這樣很乏味。但是，追求完美與速度常常不可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