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保平：為觀眾交代真兇從哪里來

　　問：在一開場就把滅門案的經過放出來，是不是為了讓觀眾盡快的進入故事？

　　曹保平：這個主要是要解決一個問題，就是觀眾不可能等到最后才知道誰是滅門的兇手。他們幾個一出來，觀眾就會猜是不是他們。但是你要是不告訴觀眾，那還是有一個懸念，觀眾會一直猜，那到結尾的時候；你告訴觀眾就是他們，觀眾就會覺得沒意思。因為你演半天才說兇手就是他們，那我早猜到是他們了。所以就一上來就告訴你，兇手就是他們。

　　那這樣就帶來第二個難題。小說是靠這個建立懸念的，那開始就說了誰是兇手，怎么到最后反轉？就需要再重新建立。現在出現的第四個人物就是為了讓觀眾最后的方向顛覆掉。

　　問：第四個人是怎么考慮的？原小說里完全沒有。

　　曹保平： 原小說里有個問題，他們三個人是滅門的兇手，我接受不了，我覺得很難自圓其說，因為它違背生活邏輯。如果他們三個是善良的孩子，我覺得他們滅一家五口，還把所有的痕跡收拾地干干凈凈，只留了一個指紋，這是不成立的。因為他們下不了手，殺五個人跟殺雞不一樣，那個血光四濺，正常人是受不了的。這個說服不了我。所以我覺得這個前提不成立，那在電影里不能讓這個前提繼續下去。那就換成另外一個可能的前提。這三個人是混混，可能打架、殺人都干過，這次是陰差陽錯在絕境下能下得去手。但是能下去手的前提是，這三個人從小長大就是混混，在社會上亂來的。但是要是這么設定在后面又說不清了。因為要是混混，他不可能殺了五口人以后就做好事贖罪。這個又不成立了。

　　鄧超：像“小丑”希斯-萊杰一樣體驗角色

　　問：《烈日灼心》很虐心，你在演這部戲的過程中是什么狀態？

　　鄧超：把自己關起來，和角色待在一起，不出門，穿著小豐的衣服（那套協警服），然后到地攤上給小豐買內褲，穿在自己身上。那幾個月就穿那些，不穿鄧超的衣服，不穿鄧超的內褲，不出去吃飯，不跟組里人說話。哦，拍戲間隙去了一趟《我是歌手》，當時一直拒絕海泉，我印象很深，他給我打電話，說“超兒，我們這有一個駐唱，你能不能過來”，我說我現在的狀態完全沒法去一個綜藝節目。還去唱歌？又蹦又跳？后來海泉屢次打電話，我就去了兩天，也是神經質，也是一次……

　　問：神游！跳脫了一下。

　　鄧超：對，用的這個詞很對。其實我廈門也有很多朋友，見面可以，但是不一起吃飯，因為我覺得小豐去不了那些地方。我也去了警局，體驗一下協警是怎么工作的。協警是不能夠配槍的，也不能配手銬，甚至衣服裝備都是自己買的。包括怎么接活，因為你要跟著警察出去接活，你要是接好了，就能跟正式警察出個警，沒有的話，那你就只能在那兒值班。然后給自己加了一個黃膠帶，還有那個塑料的鎖扣（用來綁手的），就是自己給自己備的裝備。當然，外化的東西是一方面，重要的是要跟小豐多住在一塊兒，多去感受那種逃亡的感覺。就像我喜歡的“小丑”希斯-萊杰，他每拍一個戲，就會去一個旅館，自己住七天，一直跟自己說話。

　　段奕宏：警察難演，要靠精神氣質取勝

　　問：伊谷春這個角色是個警察，警察這個職業給人的慣性認知是某一種固定的形象，代表正義，代表國家公權力，相對而言沒有那么立體化，這會不會成為你接演《烈日灼心》的障礙？

　　段奕宏：你的想法跟我的想法一模一樣。我從劇本上沒有看到這個角色有別的可取之處，我很擔心我呈現出來就只能是這樣。當我作為觀眾去看一個人物形象的時候，我總是在想我能呈現到什么程度？我能塑造成什么程度？但是我看到的都是平平的，都見過。最開始我為什么拒絕（《烈日灼心》）呢？就是這個原因。警察這個職業我不熟悉，原劇本對這個職業的描述筆墨都是有限的，我就會想，這么一個有限筆墨的人物，就有可能代表導演的重心。如果篇幅有限，導演的精力又不在這兒，只是一個輔助角色的話，那就更沒可能我們一起呈現出來一個不一樣的警察形象。

　　問：后來你們是怎么討論伊谷春這個角色的？

　  段奕宏：然后就聊啊。成全這個人物不能靠我一己之力，一定是大家都意識到了，這（電影）一定是幾條腿走路。缺一條腿，你認為可以，那好吧，我肯定就不來了。你認為不可以，那行，至少說明你的態度在這兒，那咱們有機會。就像當年的元朗（《士兵突擊》）一樣，你認為很重，有什么措施嗎？我們一起來創作。首先作為導演，你有這個態度，那么我在關鍵的時候有解讀和創造的權力，我們一起來造就這個人物，那行。心里有這個踏實的感覺，我才接受了這個角色。